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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雕像

目前有四种典型声音

此次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论调并不新鲜。一直以来，一部分日本政界、学界认为“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不外乎四种声音：

第一种，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比较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1994年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理由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看到数千人被屠杀的目击者一个也没有”。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

第二种，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日方有舆论认为，中方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人死亡的数目太大，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此。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在1982年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考证当时南京民间掩埋尸体约四万余，崇善会堂等慈善机构掩埋的遗体十五万五千，并据此推测当时死亡人数为约二十万人。

第三种，南京大屠杀是“下克上”的结果。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并非日军有组织进行，即便有组织进行，也是中下级军官擅自做主。从目前收集到的证据看，日军参与屠杀的包括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等部队，而且作业娴熟，如果没有组织，令人难以置信。

第四种，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属于合法的杀戮，即“屠杀合法论”。有些日本学者从法理角度，试图证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屠杀是合法的。他们首先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锁定在战俘，至于平民的遇害，则强调那是因为部分中国军队脱下军服混入平民，成为了“便衣兵”，为了搜索他们，日军才误杀平民。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

大和民族的种族歧视心理由来已久

美国历史学家哈维曾在一本描述太平洋战争的著作《美国大将军》中指出，日本一直企图淡化、甚至推卸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但所有事实都证明，那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行动，其残忍程度超过了二次大战的所有战场。他在分析日本军队为什么如此残忍地对待中国人的9大原因，第一条就是心理上日本人自视为优等民族，视中国人为劣等人，东南亚人再劣一等。这是他们杀人不眨眼的心理因素。

日本人信奉神道教，强调集体服从，愿意为天皇做一切事情，包括罪恶。在日本人心目中，特别是占人口相当数量的神道教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照天皇的意愿所为并没有错误、悔罪可言。

缺乏反省历史的自觉意识

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已结束六十多年，日本从来没有像样地认过罪。战前的“皇国史观”根深蒂固，“武士道毒汁”影响的存在，造成日本缺乏反省历史的自觉意识。

美国也助纣为虐

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占领，出于对付苏中等共产主义国家的需要，美国对日本实行了特殊的扶持政策，日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致使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受到有力的批判和清算。美国特殊的政策，使战后赔偿不彻底，日本没有偿付足够的战争赔款，没有尝到因发动侵略战争而破产的滋味。

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

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起步太晚

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始自上世纪80年代，在南京大学高兴祖教授等学者努力下，南京大屠杀研究开始引起关注。南京大屠杀研究在国内得不到重视，和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动荡混乱的历史阶段有关。国家多难，人们也没有精力研究这个问题。不少史料来自日本方面，但仍有大量日文文件未能及时翻译过来。

据南京大屠杀史料民间收藏第一人吴先斌介绍，早在1972年日本就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专辑，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侧重于血泪控诉，而日本从日军犯罪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角度研究南京大屠杀，取得了一定成果。作为受害国，对我们自己苦难历史的研究，还不如加害国的研究深入，的确是个遗憾。

30万人数与3万实有名单差距过大

对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中日双方向来有分歧。目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实有名单的大约3万人。随着时间的流逝，确定的难度在不断加大。有人建议，应该搞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不能总是说30万，而又拿不出实际名单，容易给日本人以口实。有学者承认，对南京大屠杀的遇害人数的调查是有困难的。比如很多人当时在江边被屠杀，江水冲走了他们的遗骸，对这一块的统计无法精确。

国外对在这类暴行中遇难者的名单都很完备，美国的“9·11”，日本的“原爆”，遇难者人数都精确到个位。

政治禁区太多，制约了研究本身

以往进行南京大屠杀研究，是与日本右翼研究“对立性的研究”，政治倾向太强，又总是纠缠于一些具体数字或概念中。例如一些研究喜欢证明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数目越多越好，在这样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下，反而制约了研究本身。

对历史问题我们应变的空间很窄

拿这次事件来说，作为官方活动，行程是安排好的，发言是预备的，礼物是现成的，人员是固定的，合影是必须的……在这场本该其乐融融、最后在友好的笑声中落幕的活动，没有突发，没有异常。万一不幸遇到突发，都是采取当面照旧、后方谴责的思路。刘志伟常委和南京官方就是沿用了这个套路。

中国对个体价值的长期忽视也增添了事实呈现的难度

贝德士曾说:“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日本曾有人指责中国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互相矛盾，如屠杀人数，各种材料中的记载不一致。长期以来，在民主制度、民主思想匮乏的中国，由于缺乏对个体权利的起码尊重和制度性保障，战争中的罹难者资料几乎很少被收集、查证和整理，这更增添了事实呈现的难度。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近600万犹太人

在历史中不断挖掘新意

二战期间，同中华民族一样，犹太民族有一段任人宰割屈辱悲伤的历史，曾遭到法西斯大范围的血腥屠戮，有近600万犹太人被杀。奥斯威辛集中营与南京大屠杀成为二战史上并列的人类大惨案。

犹太民族对于“屠犹”的历史不敢遗忘。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屠犹的各种文艺作品层出不穷，犹太人不断谈论那段历史、思考那段历史，甚至研究犹太人在中国的踪迹，从历史反省中理解自己的民族。犹太人在铭记大屠杀问题上的做法还包括设立各种大屠杀纪念和研究基金等。

中国需加强对南京大屠杀的数目字管理

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多限于一些基本史实，如发生时间、死亡数字、残酷暴行等。而对大屠杀活生生的细节、详细的历史背景、受害者的心理、施害者的情绪、个性化的回忆、当时世界媒体的报道，以及南京屠城后的经济、社会、文化、种族状况等，我们都所知甚少。

怎样才能避免南京大屠杀的公共话语僵硬，缺乏活力和增长性？多名健在的受害者是否都得到了善待，证言证件证物是否得到了安全的存储？还有多少慰安妇仍然隐性埋名将痛苦的记忆带入坟丘，是什么仍然阻碍着她们不能像雷桂英说出历史的真相？以法律或制度的形式每年举行全国公祭活动，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升格为国家级纪念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民意，如何化作国家意志？潜移默化为民族的历史记忆？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认真面对，潜心研究，用心行事。（参考：徐新著《论犹太人铭记大屠杀的方式》，载《南京社会科学》）

位于柏林的犹太人纪念馆

暂停交往不等于断绝联络

作为有34年友谊的南京和名古屋两座城市，当然不该因为个别人的鼓噪而断绝来往。消除隔阂与障碍的方法还要靠两国人民加强交流，全方位的交流。在交流中当然有交锋，交锋是为了消除认识障碍，达成对历史的共识，并反省历史。而绝不是在对历史的模糊认知中各说各话，制造矛盾，为两国人民的对立而不是友好增加重量。